“一开始两三个月没发工资，大家都还能理解，但长达半年未发工资，大家怎么坐得住啊，我们的车贷房贷还不上，家里老人孩子都要用钱啊。”收案后，我接到了员工代表打来的电话。这些劳动者常年四散在全国各处的项目工地上，迟迟拿不到工资，便向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。

“公司肯定愿意给付，但员工们要求的数额实在是太高了。公司目前正在重整的关键期，我们确实需要时间来缓冲，资金压力很大，目前拿不出那么多钱。”深圳某集团公司向我表达支付意愿，但几位员工要求支付的工资总额超过200万元，公司确实很难承受。

摸清了纠纷产生的背景和双方想法后，我初步得出一个结论：公司希望通过法官尽量和员工们进行协商，为其重整减轻一定负担；劳动者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拿到工资和赔偿金，本案具有调解成功的可能性！

但面对这么多名员工、这么多项诉讼请求，调解该如何着手？

团队成员商议后决定以共性因素为切口，对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制定统一方案，同时因为每个纠纷都有特殊性，对涉及加班费、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、未休年假工资、报销款、餐补、车辆使用费等各类复杂的款项还要逐一制定方案。随后，庭前调解正式开始了。双方对于个性诉请的差距非常大，员工狠狠咬住加班费不松口，公司则说一定不会支付加班费，双方立场坚定，调解陷入僵局。

“只要做通一两个人的工作，其他人就有调成的可能。”秉持着“逐个击破”的想法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，我和团队成员开始对员工们分别做工作，只要是开庭间歇就给员工们和公司打电话，不断在员工们与公司之间沟通，结果还是毫无进展。我知道，庭前调解到这一步，显然已经无法继续，只能选择开庭了。

由于证据多、细节多，整个庭审过程慢，耗时长。庭审中双方对是否应该支付加班费争议很大，从“月”到“天”再到“小时”，我们对于劳动者提交的考勤表必须逐一核实，同时报销票据多而杂，对每项票据的用途、金额、审批流程也都需仔细核对。

这批案件先后两次开庭，每次开庭都耗时足足一天。

庭后，我仍不“死心”，又尝试调解，但双方仍没有让步。

眼下调解没有进展，为了不拖延案件办理进度，我也开始着手撰写判决。

整整一个星期，我都在和数字表格打交道，对每位劳动者的每一项诉讼请求都认真核算：核实员工们的社保、公积金、个税数额，从应发工资中予以扣除；依据社保记录、考勤表核对员工们假期应休已休情况，从而确定未休年假工资；检查每一笔报销款项的审批流程是否规范，结合考勤表逐一统计加班天数从而确定加班费……

判决写完了，每份判决的背后都附有一大张密密麻麻的计算明细表。我不免长舒了一口气，心想这下案子肯定能结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问题也在脑海中浮现：我是为了结案还是为了解决纠纷？答案显然是后者。如果直接判决，双方都有可能上诉，劳动者及时拿到钱的目标仍遥遥无期，“事未了”只会成为下一个纠纷的起点，当事人陷入诉累，企业也在重整程序中受影响。

现在宣判结案是容易的，不易的是把“双难”转化为“双赢”，让纠纷不留“尾巴”，给案子彻底画句号。

我下定决心做最后的努力，最后再调解一次。

这一次的调解，显然与之前不同，我们更有底气了。

经过前期的充分沟通，在对双方可接受的限度范围有了预期的基础之上，我们对照计算明细表再向员工们逐一释明裁判思路，摆证据，讲法律。

“如果我这边完全支持咱们员工的诉请，如果企业重整失败而破产，你们也很难拿到这份钱。如果我们部分支持，你们会因不满而继续上诉，诉讼周期长，你们的债权还是没办法尽快实现，真的希望你们尝试退一步，咱们争取达成调解。”与员工沟通时，我阐明集团公司目前实际能够接受的限度和现实情况。

与企业沟通，我再次表达劳动者对于工资的诉请，“公司这么长时间没有支付员工工资本身就是不对的，我当然理解你们重整这个时间节点的难处，但你们也不能只想着让劳动者少要钱，也应该在可承受范围内尽量多准备一些资金解决纠纷不是吗？”

经过十几次电话沟通工作，终于做通了其中两位员工的工作，他们同意不再主张加班费，在其他项目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，与公司达成一致和解，公司方也在现场第一时间履行其给付义务。以此为突破口，其余员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也陆续签署了调解协议。

不久后，企业重整成功的好消息传来，员工们都陆续拿到了相应钱款，我不禁为企业和员工感到欣慰，庆幸自己当时没有为了结案而匆匆宣判。这也让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真正的“双赢”，在本案的调解中得以实现。